【美新社讯】今年美国和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极端天气事件。气候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更高的温度和改变天气模式，它有可能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信仰。

少数族裔媒体（EMS）召集近百位多族裔媒体从业者，举行网络研讨会审视这个问题。专家们探讨气候变化的更深和更持久的潜在影响，社会影响及成本；公众反应如同美国两极分化政治，越来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甚至我们的精神生活，因为大家在崩溃中挣扎着自己的角色。

 

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气候影响实验室（Climate Impact Lab）”副主任 Hannah Hess 女士指出，应对气候变化、降低排放的财务成本涉及社会成本，“要求政策制定者从民众非常关心的其他选项转移资源，比如扩大经济适用房，或者投资教育系统。”她也指出，总的来说，任务是“估计对汽车尾气排放等政策实施新限制对社会的好处，并将这些好处与汽车行业的成本和执行新规定的成本进行权衡。”

 

然而，不降低排放的社会成本从长远来看会更大，“气候影响实验室”对到2099年全球与气候有关的死亡率与GDP的预测表明，最严重的成本是健康成本。例如，到2039年，死亡成本预计将占加州GDP的 1%，但如果高排放持续到2099年，该州某些地区的这一数字预计将至少达到 5%。

 

作为另一个例子，Hannah Hess 女士讨论了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热量预测:“从1986年到2005年，这座城市经历了大约三周的温度超过 95 华氏度的日子，”她也说。“到本世纪中叶，温度超过 95 华氏度的日子看起来会达到 55天，所以近两个月的极端高温。这些高温会加剧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并可能与药物相互作用。”

 

Hannah Hess 女士强调，“如果我们不能扭转气候变化，那么最显著、规模最大的后果就是生命的丧失。”她继续说，与没有气候变化的未来世界相比，奥兰多气温上升导致“每 10 万人中有 19 人死亡”。就背景而言，这比车祸更致命，目前美国的车祸死亡率为十万分之十四。”

 

气候变化也在改变精神层面改变人们，对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兼职助理教授 Jon Christensen 说，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我们的环境，因此我们也在改变看待这种变化的方式，并在这种变化中了解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自然灾害的看法会发生变化，”他说，以黑死病为例:“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造成 2500 万人死亡，许多人认为这是愤怒的上帝对人类的正义惩罚。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也越来越被视为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大自然对我们罪恶的正义惩罚。”

 

Christensen 教授说，气候变化的概念“不仅仅是这个短语所标记的物理过程，而且像其他概念一样，也是由我们自己的叙述和价值观决定的，我们讲述的关于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故事构成了我们的身份。”他引用了加州前州长 布朗（Jerry Brown）的话，布朗指出，“人们可以在他们的社区和生活中看到和感受到持续的干旱”。从这些故事中，他要求人们采取行动，节约 20 %的城市用水，他们做到了。我喜欢把这称为加州的方式: 阳光明媚，但有可能发生天启类事件。”

 

他也指出，在美国，一个人在气候政策上的立场对他的整体政治认同具有独特的中心地位，他说，相信气候变化的人和不相信气候变化的人之间存在很大的两极分化，这要归功于一种怀疑，这种怀疑是化石燃料公司模仿烟草业的方法，在公共宣传活动中故意制造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卢斯金创新中心主任 Megan Mullin，在详细阐述这种两极分化时说:“分歧是美国气候变化政治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党派分歧严重的国家，没有什么问题比气候变化更能让民主党和共和党产生分歧，随着对气候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差距也越来越大。”

 

不过，她也指出这种差距的影响正在发生变化: 党派分歧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转化为政治僵局，在过去几十年里，多数联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民主党总统在任时的行动，随后会被共和党继任者推翻”。

 

Megan Mullin 主任解释了气候变化导致共和党和民主党分裂的原因。这种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民主党内部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更有凝聚力，这导致指出民主党的蓝色州的政策更为大胆。她说，目前联邦一级的例子包括《通货膨胀减少法》和“在气候缓解方面的历史投资水平……在极端高温、海平面上升、干旱和洪水方面的影响”。

 

她补充说，清洁能源扩张的未来可能在共和党控制的州，因为美国 38 %的清洁能源产能在爱荷华州、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与此同时，共和党人本身比民主党人更容易受到预计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口头上否认气候变化的共和党领导人，如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也在对湿地和清洁水进行历史性的投资，以防止洪水。

 

此外，支持和反对更强有力的气候政策的党派分歧——无论是跨党派还是共和党内部——越来越多地成为代际问题，而不是政治分歧的问题，Megan Mullin 主任说，不同政治派别的年轻美国人比老一辈人更有可能表达对解决气候变化的兴趣。

 

纽约气候博物馆（Climate Museum）高级展览助理 Anais Reyes 女士分享了美国社会各阶层对气候政策的支持。她引用了耶鲁大学和乔治梅森大学在 2020 年发表得一项研究结果，她说 73% 的美国人认同气候变化实在发生，66% 的美国人担心气候变化，但只有大约 22% 的人至少一个月听到人们谈论气候变化一次，从而造成了“研究人员所说的‘沉默的螺旋’。”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滋生了不作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做得太少，但我们认为没有绝对多数。”

 

Anais Reyes 女士说:“当谈到气候变化时，这种错误的社会现实阻碍了我们讨论各种规模的解决方案。我们以艺术为切入点，激发人们的讨论，将人们与行动联系起来，摆脱绝望，转向动力和能动性。”

 

她以“总有一天，这一切”——视觉艺术家 David Opdyke 的展览，从2022年10月持续到2023年4月——的互动贴纸墙为例，说明了博物馆是如何驳斥沉默的漩涡的:“每张贴纸都贴上了不同的行动标签，比如投票或与朋友谈论气候行动，人们在最能引起共鸣的贴纸上写字，然后把它们贴在墙上。到最后，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贴纸溢出了博物馆的其他部分，你可以看到每个人对气候行动的个人承诺如何产生了集体的、成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