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社讯】2023-2024年度里，只有大约 3% 的绿卡申请者可能获得永久居留权。相较1996年有100万申请者在等待，现在这个数字是3500万。第一批积压工作开始于一个世纪前，当时第一批移民上限已经实施，并且随着政治原因，移民法变得更加严格和复杂。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绿卡上限增长缓慢、延误和浪费一直是该制度的特征，而且在政治两极分化的移民法下，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EMS）举办网络研讨会，邀请近百位不同族裔媒体从业者参与。移民政策专家们讨论了美国政府是如何面临当前的危机，以及经济上合理的解决方案，和当前制度下的人力成本。

 

卡托研究所移民研究副主任 戴维·J·比尔（David J. Bier）讲述了“3%”的由来：到 2024 年，将有累计 3500 万份绿卡申请待处理，其中 110 万人将获得绿卡。换句话说，只有大约 3% 的绿卡申请者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

 

比尔副主任强调，如此低的批准率不是因为申请绿卡的复杂过程，而是因为所谓的“绿卡上限（Green Card Caps,）”。事实上，直到 1922 年绿卡申请开始出现积压为止，大约“98% 试图获得当时同等合法永久居留权的申请人都获得了批准”。

 

比尔副主任也解释了为什么增加合法移民是解决边境危机的关键？到了 20 年代中期，由于 1924 年的《移民法》，“根据出生国设定了非常低的数字限制，特别是限制来自东欧和亚洲的合法移民”，批准率约为 50%。 在 30 年代初，美国采用了后来逐步取消的公共负担规则，禁止了几乎所有申请者，”比尔副主任解释道。二战期间和战后，批准率一直低于 20%，“这就是美国从开放边境发展到现在的几乎封闭边界的过程，经过这些年，98% 的批准率亦然下降到 3%。”

 

尽管绿卡申请数量从 1996 年的约 1,000 万增加到现在的 3,500 万，增加了两倍多，但最初由 1990 年《移民法》设定的现代上限几乎没有增加，从 1922 年的每年 357,000 人增加到 2024 年的略高于 575,000 人。

 

另一方面，美国的人口增长率，2021 年为 0.1%，迄今为止的十年内大约在 0.25%，人口增长率从未如此低过。比尔副主任 补充说：“退一步说，即使 3500 万绿卡申请者都被批准了，将正在进行的合法移民数量增加了五倍，美国仍然无法赶上加拿大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从人口增长的角度而言，没有理由不欢迎这些移民。”

 

两党政策中心的高级移民和劳动力政策分析师 杰克·马尔德（Jack Malde）表示，通过欢迎更多合法移民来清理绿卡积压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分析师马尔德讨论了改变移民叙事并确保美国人准确了解移民如何影响美国的重要性。他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3月，以工作为基础的成人绿卡申请积压人数为 140 万（各年龄段总计 180 万），以家庭为基础的成人绿卡申请积压人数为 400 万（总计 580 万）。

 

“取消这些劳动力市场限制使这些申请人能够在可能的高技能职业中取得进步，”分析师马尔德解释说，“另一方面，目前大多数以家庭为基础的绿卡申请积压的申请人大多在国外，因此批准绿卡将使他们能够通过纳税和进入美国的劳动力队伍来为美国的经济做出贡献，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急需短缺的新工人，各个行业和人口老龄化都依赖联邦福利。”

 

分析师马尔德认为，如果能清理当前的就业和家庭为基础的绿卡申请积压（不包括未来的工作），将可能让未来 10 年 GDP 增长大约 3.9 万亿美元（概率误差可能让这个推测数值停在最低 2.8 万亿美元，最高 4.9 万亿美元区间内）。

 

假设一个 25 岁时因高中辍学而来到美国的移民，其净财政影响为 +216,000 美元，如包括他们的后代，将其净财政影响降至 +57,000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出生的同龄辍学生的净财政影响为 -32,000 美元，如包括他们的后代，则降至 -177,000 美元。

 

“认为经济中的就业机会数量是固定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马尔德分析师说。“当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时，他们为美国出生的工人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因为他们贡献了自己的技能。”

 

移民律师、Cyrus D. Mehta & Partners 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 赛勒斯·梅塔（Cyrus Mehta）讨论了绿卡申请积压及其对美国移民的长期影响。“合法工作移民及其子女面临着失去身份的危险，陷入永无止境的困境。”

梅塔律师继续说，H1 等由雇员资助的临时签证“让他们陷入积压状态，并且随着非移民与雇主的联系而不断延期，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遭受损失。因为，申请人们感到沮丧，而前往拥有更具吸引力的移民福利和制度的国家，例如加拿大，因此美国可能无法在吸引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方面保持其世界领先地位。”

 

梅塔律师解释说，除了配偶之外，这些担保移民的孩子也可以获得临时 H4 签证，直到 21 岁，到那时他们很可能会“由于可怕的申请积压”而超龄。即使孩子获得了上大学的 F1 学生签证，“也要求他们有返回外国的非移民意图。”

 

与此同时，如果孩子继续读研究生，拥有美国硕士学位的员工就有H1上限。而如果孩子有幸获得硕士学位，他们就会再次开始绿卡流程，但父母的优先日期不能转移。

 

作为一项政策修复，梅塔律师建议计算统一家庭单位而不是离散家庭成员的就业和家庭类别上限，或者允许已经在美国的临时签证持有者在优先日期之前申请早期身份调整，以避免他们的孩子年龄被冻结了。

 

“但你可以想象这整件事是一个多么不可行、难以维持、不人道的制度，特别是对于一个在这里度过了一生的孩子来说，”梅塔律师强调。“要放开签证，国会的两党协议很难，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充满争议，......，但一旦你表明行政政策是成功的，那么有一天国会可能会批准。假释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