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討論現場（中評社 張爽攝）

  中評社北京6月28日電（中評社報道組）美國國務院前亞太副助卿、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柯慶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蘇格，“全美亞洲研究局”副總裁甘浩森在第六屆世界和平論壇上就“中美如何化解結構性矛盾”展開探討。

  柯慶生認為，美國在東海、台海、南海等問題上其實對中國已經很照顧了，中美難免在軍事上有競爭，但是如果搞好外交的話，就會避免在一些情況下衝突惡化。

  蘇格表示，中美之間長期存在結構性的矛盾，有生之年難見消弭，但中美的共同利益正在顯著的擴大，必須要進行坦誠的對話和交流，加強務實合作。

  甘浩森指，中美之間潛在的結構性矛盾很可能來源於性格差異。兩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互動，也許會對兩國的矛盾產生影響。

  柯慶生：美國在諸多問題上很照顧中國

  柯慶生表示，很難設想朝鮮會導致中美之間發生衝突，中美之間真正的問題是在海上。柯慶生指，在所有海上問題上，美國其實已經非常照顧中國了。

  “朝鮮的局勢可能會導致衝突，但不一定會在中美之間，中美之間真正的問題是在海上，包括東海、台灣海峽、南海等等。”柯慶生說，他很多在美國、歐洲和其他國家的同事，都說美國要在這些問題上要照顧中國，才能避免衝突，但是其實在所有這些問題上美國已經非常照顧中國了。

  柯慶生分析，不論是在中日釣魚島問題上，還是在台灣問題、南海問題上，

  “在中日釣魚島問題上，美國的立場是最為強硬的，就是它承認日本有行政管轄，並認為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柯慶生說，即使這樣，美國也沒有在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上採取立場，至少公開的報道來說，美國一直要求日本不要進行民族主義的挑釁，這種報道有利於約束雙方。 

美國國務院前亞太副助卿、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柯慶生（中評社 張爽攝）

 
  “在兩岸關係上，美國經常鼓勵大陸，美國也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它反對雙方對現狀進行單方面的改變。”柯慶生曾在小布什政府擔任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他透露說，“2006-2008年我在政府工作，我們首先私下的跟台灣說這些，後來公開對外界說。因為當時陳水扁有一些舉動，你們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實際上美國也曾經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促使台灣不要發展核武器。”

  柯慶生表示，在南海問題上美國也沒有選邊站隊，儘管有一些中國的報紙說美國在南海戰略需要選邊站隊，但實際上美國沒有介入主權爭議，哪怕菲律賓是聲索國，同時又是美國的盟友。

  柯慶生表示，中美在亞洲肯定是有軍事上的競爭，但是搞好外交的話，就會避免在一些情況下衝突惡化。

  蘇格：結構性矛盾難以消除 中美應管控分歧

  蘇格認為，中美之間的確有結構性的矛盾，過去、現在、未來都會有，但中美的共同利益正在顯著的擴大，必須要進行坦誠的對話和交流，加強務實合作，來確保中美關係的這艘大船能夠披荊斬棘，不斷向前前行。

  “消除分歧這需要時間，有一些可能很快就能得到解決，但是其他的分歧就需要更長的時間。”蘇格指，結構性的問題在可預見的未來，在我們有生之年可能很難完全消除。

  蘇格認為，首先，中美要擴大共同利益，聚焦合作。“中美都是聯合國理事會的常務理事國，兩國都從現有的國際關係中受益，所以我們要為國際安全、和平與繁榮肩負著獨特的責任。中國願意和美方使國際和平朝著繁榮性發展，來共同應對國際挑戰，比如說反恐、核電等。和平與穩定是兩國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而在經貿方面可以說是兩國關係的壓倉石。雙方都要不斷的擴大務實合作，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制裁貿易、戰爭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需要進行避免。雙方還要加強在軍方的合作，執法合作、能源、衛星等等。同時，在人文領域也要進行合作，夯實兩國的人文基礎。”

  蘇格表示，其次，中美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鄧小平曾經說過，可能我們的後代會比我們更有辦法來解決問題，所以現在可以擱置爭議來求同存異。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蘇格（中評社 張爽攝）

 
  “中美的國情大不相同，我們應該客觀的去看待對方的戰略意圖，理性的看待對方的意圖。最近的外交和安全對話是非常有意義的，雙方都明確表明自己的戰略意圖，這是我們的意圖，這是我們的核心利益。我希望雙方能夠尊重，即便不能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的話，至少也能意識到對方的意圖，了解對方的意圖。我們希望中美都能夠互相尊重主權領土完整、政治體系、發展的道路，這些都是核心利益和重大關係，也不能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對方，這些是非常重要的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基礎。”

  蘇格說，第三，中美應該管控分歧，避免對抗。出現誤解甚至摩擦，這些都很正常。中國人經常說，“智者求同”，兩國應該進行平等的對話和交流，要求同存異，並建設性的管控分歧，不做威脅對方核心利益的事情。兩國都是大國，要避免衝突，要通過危機管控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中方中國願意基於相互尊重和包容與美方加強合作，來為兩國和世界的人民帶來利益。

  甘浩森：中美的結構性矛盾來自哪裡？

  甘浩森認為，中美兩國雖然經濟制度不一樣，但是兩國之間的經濟利益相互交融。所以，經濟制度的不同不是兩國之間結構性矛盾的主要來源。

  至於兩國之間在意識形態會不會是結構性矛盾的主要來源，甘浩森表示，在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結構性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還在思考。”

  甘浩森指，中美之間潛在的結構性矛盾來源於性格。“中國的歷史一些偉人的性格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有著非常大的影響。所以，我真正想問的是最高領導人之間的互動，他們的相互交流、溝通的方式，會不會對兩國的矛盾產生影響。”

  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是不是主要因為兩國的戰略或不信任？甘浩森認為，這一點他同意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的觀點，即結構性矛盾是多年積累的。
 
  甘浩森表示，結構性矛盾的特點在於未來會出現大國之間權力的轉移以及交接。“因此所以有人認為必須要採取一些預防性措施，避免兩國之間發生結構性矛盾。”